泥窯中的碎渣兒

最近十年來，世界各地學習漢語的學生快速增加，形成了所謂「漢語熱」。這誠然是極可喜的，但在這個大好的形勢之下，也別讓「熱浪」沖昏了頭。心平氣和地回顧過去，展望未來，依舊有不能令人釋懷的隱憂。

中國大陸

對外漢語教學成為一個學科，並授予學位是晚近二、三十年的事，和中文系或語言學系的歷史相比，對外漢語教學是一門歷史較短的學科。二、三十年來，大半時間都在摸索和探路的過程。套句中國的老話，對外漢語教學在高校中的地位有很長一段時間是「妾身未分明」的。從一九七○到八○年代，對外漢語教學在中國大陸大多隸屬「外事」或「國際交流」，只是許多「對外服務」專案中的一項，與旅遊參觀、接待外賓在功能上和意義上沒有太大的不同。與其把「對外漢語教學」界定在「學術研究」，不如把它歸類為「涉外服務」。換句話說，許多高校成立對外漢語項目，其著眼往往是「創收」或「創匯」，與學術掛不上什麼鉤。這一情況直到今天仍不同程度的存在。

至於學科的建立，在最近幾年來，有了顯著的改善。許多高校成立對外漢語學院，除了培訓外國學生漢語之外，也培訓對外漢語師資。對外漢語教學在文學院裡，有漸「由附庸蔚為大國」的趨勢。

台灣

台灣在中國大陸開放之前，曾經是對外漢語教學的重鎮。坐落於台灣大學校園裡的「全美各大學中文研習所」（由史丹佛大學主持，故又名「史丹佛中心」），以精英式的小班授課著稱，曾為美國的漢學界培養了一批又一批的中國文史學者。台灣師大的「國語中心」也曾是海外學子學習中文的首選基地。但這一盛況，隨著大陸的開放和島內政局的變遷，已經不復當年。「全美各大學中文研習所」在一九九七年遷到了北京清華大學校園，美國中國文史研究生去台灣學習的已寥寥無幾了。

台灣對外漢語教學目前情況是：既缺乏統籌的領導機構，又沒有明確的發展方向，在繁簡字和拼音系統的使用上，始終舉棋不定。在舉世漢語熱的浪潮裡，台灣，這個在中國最早普及國語的地區，卻出現了漢語「外熱內冷」的奇怪現象。

對外漢語（在台灣稱做「華語」）老師在台灣許多高校，至今沒有「納編」，還是臨時聘雇人員，按時計酬，工作重而工資低，是許多退休或無業人員再就業的崗位。授課的單位，表面上看來為數不少，但無論人事結構、課程規劃都還相當程度停留在「補習班」的階段。

台灣的華語文教學在國際上的地位，過去四十年來的轉變是由「重鎮」漸漸地成了「散兵游勇」，這是非常叫人惋惜的事。大陸的開放固然是引起這一改變最直接的原因，但當局在語文政策上的錯誤，也難辭其咎。幾十年來，台灣在語文上始終堅持走「同中求異」的道路，突出「台灣國語」與「規範現代漢語」的不同──無論在字形上，還是語音上，都企圖保持「地方特色」，而不知學習中文的外國人想學的是規範的現代漢語，而不是台灣國語。試想要是夏威夷人用的是有夏威夷特色的英語，無論拼音、拼法、發音都不同於美國大陸。試問有幾個中國人會願意到夏威夷去學「夏威夷英語」呢？換句話說，要是台灣的華語文教學，不能在「書同文」、「語同音」這兩點上向大陸靠近，那麼，台灣的華語文就只有日益邊緣化了。

美國

對外漢語教學在美國高校的情形，也有值得令人憂心的議題：

就教材的編選和教法的更新上而言，美國的對外漢語教學，過去二十幾年來，一直在迎合西方語言教學的理論，而無視於漢語的內在特徵。最顯著的例子莫過於從上個世紀八○年代開始，橫掃美國語言教學界的能力語言教學法（Profi-ciency Approach）。在這一理論的主導下，語言教學只重視語言的功能，而無視於語言的結構，結果則是語言教學中的「準確」向「流利」妥協，甚至棄守。漢語是個有聲調的語言，發音準確的要求，遠在歐洲語言之上。沒有準確的發音，漢語的水平很難達到令人滿意的境界。美國對外漢語教學界在洋理論的衝擊下，最需要的是建立起判斷和選擇的能力。

早年，在美國學習中文的只是極少數的傳教士，中文受到美國政府的重視是韓戰以後的事。上世紀六、七○年代中文與俄文、日文、阿拉伯文並列為「關鍵語」（critical languages），到了八、九○年代改「關鍵語」為「不常教的語言」（less-commonly taught languages）。美國政府注意到中文教學是從政治、軍事和外交上著眼的，與學術研究也扯不上太大關係。

中文教學在美國高校的發展是七○年代以後的事，而選讀中文的學生，除了少數是有志於中國文史或其他方面的研究者以外，許多都懷著「獵奇」的心理，對中國功夫的興趣遠遠超過孔孟老莊。

中文課在美國高校大多隸屬東亞系（East Asian Studies），也是東亞系主要的「生源」。但中文教師在系中的地位並不高。這與中文教學缺少學術性是不可分的。中文課在美國高校的東亞系中，就選課的學生人數而言，往往是重心，但就學術的分量而言，依舊是邊緣。換句話說，中文教學在美國高校多少也有些「妾身未分明」的尷尬處境，中文教學遊走在「學術」（scholarship）與「技能」（tech-nique）之間。而從事教學工作者大多被視為「匠人」而非「學者」。

這一情況晚近二十年來，由於「能力語言教學法」和「交際法」（communicative）盛行一時，從事中文語言教學工作的人，不再在中國文史或語言學上做專精的研究，而只在方法（methodology）或教學法（pedagogy）上掉弄些看似深刻而實無深意的時髦名詞（jargon），把對外漢語教學的內容完全局限在問好、購物、問方向等功能上。這又如何不讓其他同事將從事對外漢語教學的老師視為「匠人」呢？試看早年從事中文教學的前輩學者如趙元任、李芳桂、楊聯陞，他們何嘗只是將「口語能力測驗」（oral proficiency test）或「課堂活動」（classroom activities）等作為終身事業呢？如果我們始終只能在方法、技能和教學法上兜圈子、玩花樣，這又如何有可能提升我們這一界的學術地位呢？ 

（周質平 圖／朱德庸）
（引自 http://www.worldjournal.com/wj-books_news.php?nt_seq_id=1290632&ct=86&page=1）